撰文：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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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不仅是政治概念，也是文化概念；不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也是价值判断尺度。亚洲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亚洲在近代以来不得已接受的西方内在于自身的被殖民过程、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一体的现实，这一切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理由。《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为孙歌教授多年研究东亚和亚洲的思想与现实复杂问题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从思索亚洲意味着什么，到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认识亚洲的方法，再到对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寻求，最后落脚对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即亚洲原理的寻找，实实在在是极具原创性的思想锤炼，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创造有别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的全新认识论。
作者: 孙歌
出版社: 一頁folio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0
2003年到2004年间，关于高句丽的历史记述问题在韩国社会一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两国政府间达成了共识，高句丽问题在发展成为外交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冲突事件之前得到了解决，这是中国和韩国知识分子都希望看到的结果。今天，对于东北亚各个地区的人们来说，维护和平是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维护和平？我们试图建立的区域间和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机制？当高句丽问题摆到我们面前之后，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浮出水面。可以说，高句丽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帮助我们认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必须回溯历史，重新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当前近代的“朝贡关系”解体之后，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什么为契机被重新建构起来的？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二十世纪的东北亚，是以频繁的战争为媒介推进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现代化在东北亚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国民国家的确立和民族自决权的确立。中国和朝鲜半岛曾经拥有共同的敌人——军国主义日本，并且至今各自保留着日本侵略战争带来的创伤经验，但是这种被侵略的经验并未造成中国社会与韩国社会之间的连带感，近年来中日与韩日关系也并没有产生复杂的相关性。换言之，仅仅依靠日本侵略东亚邻国这样一个单纯的视角，并不能有效建立和解释东北亚区域的现代国际关系，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并不足以单独构成东北亚区域（当然也包括日本本身在内）内部有机联系的媒介。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把东北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认识对象，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议，恐怕问题也正在于这个地理区域还没有找到可以构成内部有机联系的媒介。至少，当我们使用“东北亚”而不是“中日韩”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无论这个视角是否能够成立，我们都必须建立一个跨越国别界限的更复杂的观察维度，这就是东北亚的“战后”。东北亚的“战后”起始于1945年日本战败。而战后的标志性事件是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东京审判确定了战后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这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主导的霸权结构，它以正义之名审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行，而对于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侵略战争却基本上只是进行了附带的审判，没有与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同等对待。在东京审判之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为其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奠定了军事和物质的基础，由此开始了美国对东亚暴力性的“内在化”进程。但是，这个进程并非是单向的，它同时也被东北亚各个地区所反向利用。比如，美国在日本充当了“军事代理”，使得日本在50年代迅速发展了经济，并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发军火财；韩国也曾利用美国驻军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得以削减军费开支和发展经济。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使得美国从盟友变成敌人，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它仍然是牵制日本军事力量的重要因素。而在战后的台湾，与大陆的敌对关系和无法简单投靠前殖民国家日本的困境，也使得美国有可能乘虚而入。在东北亚地区，美国的内在化借助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紧张而变成了一种“双向选择”的怪圈，就是说，由于东北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互敌对，美国得以内在于东北亚，变成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要素；相反，由于美国的进入，东北亚地区的内在紧张又在不断加强。冷战结构的形成，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怪圈的存在。美国的“内在化”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现实过程，就是中国在东北亚的“外在化”。这不仅仅意味着前近代朝贡关系的破裂、原来的宗主国与朝贡国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国民国家关系，更意味着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去中国化”倾向——这就是试图在社会制度和文化构成上摆脱前近代中国中心的传统，引进外在的“先进”模式。朝鲜半岛和日本都在这个去中国化过程中试图确立自己的独立位置，日本还曾经试图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宗主国；而中国的去中国化，则是一个不断与传统发生断裂和重新认识自身的复杂过程。不过，把这个过程命名为“去中国化”并不是非常合宜的，至少这个命名需要很多的注解，因为它不能用直观的方式来讨论；当然，中国的现代史绝不是简单的“脱亚入欧”过程，它的去中国化并不意味着简单的自我否定，而是具有非常复杂的内在矛盾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传统倾向与回归传统的努力是一个相互缠绕的内在过程，此外，反传统倾向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尚待清理的问题，而中国内部的“去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也并不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除掉北朝鲜之外，中国在战后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疏远。而随着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邻国对于中国的理解也越来越难于建立。在这个相互缺少理解的状况下，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开始，在东北亚开始出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主义市场一体化局面，这使得美国在东北亚的内在化变得更加难以受到质疑。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在中国也进入了市场化阶段之后，直到9·11之前，美国作为民主的符号，曾经被东北亚各个区域（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民间社会不同程度地共同承认过。于是，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困境：在东北亚的地区冲突中，是否存在着可以摆脱美国霸权加以认识的“东北亚内部问题”？而被想象的中国和韩国的紧张关系，或者中国与日本的对立关系，与现实当中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是否真的是两个没有瓜葛的问题？如果把美国的内在化作为思考东北亚战后状况的一个维度，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承续这样的一段复杂的历史？
在东北亚地区冲突中，最值得思考的冲突与其说是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不如说是发生在更复杂的区域。战后出现的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既是国民国家的关系，又具有着民族的和文化的内在联结，很难与其他国际关系相提并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在后冷战时期，资本和通俗文化的巨大冲击力，使得东北亚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一体化了，但这种一体化改变了冷战时期东北亚各个地区之间不相往来的局面，反倒把原来只能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敌对和矛盾关系具体化到现实中来了，这使得对于问题的清理变得非常困难。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在冷战时期，东北亚内部的紧张关系是相对单纯的，易于表述的；而在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内部的紧张关系却变得非常难以准确把握。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框架、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其实都不能很有效地把握当下的问题。例如，如果按照民族国家的框架来认识问题，高句丽的遗址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部境内，韩国似乎并没有代替北朝鲜直接处理这个问题的余地；但是，韩国社会发生的强烈反应，反过来证明高句丽问题不能被仅仅作为国家间的问题处理。那么，如何才能在逻辑上真正有效地讨论这个问题呢？再比如，中国的边疆史研究工程在韩国社会上一度引起强烈反应，使它变成一个韩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而在中国，这个工程仅仅被视为一个局部性的项目，并未引起知识界的关注，也没有引发相关的争论。即使是这个问题后来被升级到了国际政治层次之后，它也仍然没有引起太多的社会关注。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敢进行批判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关注这个问题的动力。这是为什么？这固然与这个“工程”在中国各种“工程”中位置并不重要有直接关系，但更应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过程并不能想象为一个自上而下的有序过程，中国的知识生产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很难被设想为上下联系的直接性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知识界所设计的各种“工程”和进行的各种批判，并不一定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决策，而现实政治决策所需要的“御用学术”，其实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基本上不具备生命力。中国的知识生产所具有的可能性，并不能以它是否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来加以衡量，包括那些敏感话题在内的学术讨论，只有在具备了与现实政治并不对等的“文化政治”内涵的时候，才会引起学界的真正关注。这也就意味着，高句丽研究这个项目在中国知识界受到冷落，其实暗示着它并不具备足够的文化政治品格。进而，作为一个政治学的课题，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究竟是什么样的？它的运作规律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简单地把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争论直接看作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进而还有一个问题是，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究竟如何才能避免与现实脱节？遗憾的是，由于过度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分析模式，我们至今还无法有效地回答上述这样的问题。在国民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认识框架不能完全涵盖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情况下，在认识论上如何推进对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分析，如何展开对于东北亚区域政治的论述，还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崭新课题。在资本的力量冲击东北亚社会的时候，政治霸权未必以政治的方式呈现。在相当多的场合，扩张和霸权的问题反倒可能以最和平的方式呈现。反霸权的有效斗争，也因此不能靠表态式的意识形态方式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现实状况的准确判断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冷战时期单纯的价值判断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失去有效性。无论是韩国、日本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今天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不把现实归结到几个既定的框架里面去，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冒赤手空拳地与现实相遇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意味着，我们有时侯需要牺牲“政治正确”的安全感。
在东北亚和平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复杂的维度，这就是感情记忆的维度。已经有大量的文化研究在证实，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感情记忆，其实都是被舆论或者其他的社会力量乃至官方意识形态打造出来的，而纯粹属于个人的感情记忆，在不加以转换的情况下几乎不具有社会价值。区分感情记忆中的社会性格或者意识形态性质，由此变成了文化研究的课题。但是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强调，那就是衡量感情记忆的尺度不在于它是否以客观事实的“真实性”为依据，也不能仅仅在于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同时，更在于它在同时代史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在同时代史中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功能。换句话说，感情记忆如何被制造和被制造的感情记忆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政治功能，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两个不同的问题。仅仅分析感情记忆如何被意识形态打造的问题，并不能有效地逼近感情记忆最具政治性和社会性功能的核心部分。在东北亚地区，一度最受关注的感情记忆问题，是中国与韩国对于日本侵略和殖民时代的社会记忆。在中国和日本社会之间，至今仍然没能为这种感情记忆的现实功能找到清楚的定位，而在中国和韩国社会之间，也没有彼此共有过这种感情记忆。可以说，在整个东北亚地区，还没有对感情记忆进行有效的清理和转化，也因此没有能够就它的“同时代史真实性”达成共识。所谓“同时代史真实性”，不是指这种感情记忆是否具有可以客观实证的内涵（目前对于感情记忆所具有的官方意识形态特征进行的分析，就其根本思路而言，其实主要是依赖于个体记忆“真实性”这样一个含混标准的），而是指它所具有的历史和社会功能是否具有现实的真实性。因为感情记忆会转化为一些具体的社会事件，可以间接地驱动一系列的社会效应。恰恰这一类的社会效应，是最为善变和最缺少固定轮廓的，因此人们甚至很难意识到感情记忆本身的存在。在东北亚地区不同言语共同体内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考背后隐藏的基本动力正是这种感情记忆，而社会保守势力的政治立场，也与特定的感情记忆分不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这种社会效应超越了国界的时候，我们很难用一国之内的价值标准去判断它。而由于各自的感情记忆无法统一，也导致了东北亚地区很难产生“共同的逻辑”。因此，感情记忆的公共使用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学与思想史课题。必须承认，这个课题还没有充分得到知识分子的注意。人们往往把感情记忆如何被制造的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而忽视了当感情记忆转化为某种社会氛围的时候，它所具有的同时代史功能本身。韩国社会在高句丽问题上出现的争执，恐怕也和感情记忆有关。正因为如此，把韩国社会出现的关于高句丽叙事中的感情要素提炼出来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则在于分析这些感情要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如果比较一下中国社会氛围中对于韩国和日本的基本感情要素，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中国市民对于韩国的好感度远远胜过对日本的好感度。一个具体的例证是：在中国的一些市民中间，“反日”变成了一个话题，而完全没有“反韩”这样的语汇。不仅如此，很多中国人会在比较中国人与韩国人在反日姿态的彻底性方面，对韩国人激烈的反日态度表示赞赏和钦佩。
在韩国首尔的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慰安妇幸存者参加抗议示威。但是，中国市民对于韩国的好感并不是建立在对韩国的深入了解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以对日本的创伤记忆为对称轴的。近几年出现的反日情绪，已经暴露了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社会的不成熟，因为政治的国民应该考虑每一个社会行动的后果并且有能力对此承担责任，而不是不计后果地发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情绪性的对抗只会把问题推向极端，而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转化。在政治性格不成熟的中国社会，建立对于日本和韩国的政治性理解将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一些公民正在艰难地推进政治过程中的某些社会互动环节，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困难而且微妙的问题是，中国市民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大国情绪”，在很多场合下并不一定具有向外扩张的内涵，作为知识分子，是把这样的情绪推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极端，还是转化为平等前提下的对于东北亚的责任意识，是分寸感极强的思想课题。而完成这个思想课题，迫切需要中国和韩国、日本的知识分子进行合作。在此，需要有细致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草率从事将会带来负面的效果。高句丽问题出现之后，最让我们担忧的是，这样的龃龉是否会带来两国市民之间感情上的裂痕？日本的侵华战争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创伤记忆，经历了几代人都没有能够消解掉，尽管日本的很多友好人氏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两国民间的和解仍然没有真正完成；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和韩国社会之间出现感情上的对立，因为这种感情对立意味着那些没有形状的反感情绪被塑造成型。为了有效地制止战争的可能性，保持东北亚的和平，我们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克服造成战争的精神基础：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精神基础是民间社会的感情裂痕，和对历史的无知与意识形态狂热。最近，在中国社会开始悄悄地流行“换位思考”的说法。它的意思是使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用对方的方式想问题。这个说法的流行与近年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变化有关，因为社会的流动性使得中国社会内部不同部分有可能发生接触，阶层的、民族的、地区的差异等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沟通困难，而且很容易产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其实中国内部各个地区一直没有建立真正的相互理解，这和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几乎是同类性质的问题。在这样的状态下，换位思考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要，尽管它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它却是使中国社会真正国际化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因为一个社会学会了在内部的“换位思考”，才能够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懂得如何与他者相处。中国社会和中国的市民，还没有学会在世界史中思考自己的位置，这使得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思考国内事务的能力难以被培养起来；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有“大国心态”，而在于是否有意願自觉地依靠国际政治的眼光来分析大国的内部状况。日本的侵略历史证明，大国并不一定比小国更危险，最危险的是不能准确地对国际关系进行判断，不能对社会的“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的关系进行换位想象。这种换位，无论资本的逻辑如何强大，也不应该被回收到经济利益驱动的范畴里面去。在这个意义上，中國人如何建立亚洲视野，确实是一个紧迫的课题。这个课题的意义，也许不是改变现实，而是改变认识现实的方式。假如我们只是凭借已有的惯性思维处理问题，那么显而易见，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是会被视而不见的。就世界历史已有的经验来看，很难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换位思考”的成功事例。或许对于人类来说，这种建议本身就带有乌托邦性质。恐怕更为真实的想象是，人类如何在危急之中学会反省，学习找到不同于当今美国式暴力“输出民主”的国际政治途径。如果不找到真实有效的途径，“和平”将永远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对于和平的威胁性因素，是在和平的岁月里被培养起来的。感情上的对立不可能以回避问题“向前看”的方式消解掉，相反，对于问题的回避只会助长隐藏在社会生活深处的那些破坏性的要素。因此，一个紧迫而艰难的课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正视感情上的潜在对立，建立不同社会和市民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假如推动中国社会的“换位思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那么，韩国社会是否也有必要理解中国这个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在运作机制的社会，了解它的变化和难题呢？换位思考不仅会有助于了解对方，也有助于了解自身，否则，对于自我的想象也将和对于他者的想象一样，仅仅是一相情愿的。这些困难的课题非常难以处理，因为它有时意味着自我否定。但是，为了东北亚的和平，为了不再人为地制造感情对立，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总结他们的近代历史时，痛心疾首于日本一次次错过了与东亚邻国建立信任的机会，或许对于中国和韩国社会而言，现在也是一个建立深入了解的机会。尽管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左右现实，但是我仍然认为，知识分子在认识论方面的工作，将是创造历史机遇的一个必要的环节。